日前,拜读了Khmer Times中文网出版人孙英龙先生的作品只有产业才能救西港 ,深以为然,作为柬漂一员,愿就此话题与孙先生以及各界朋友展开探讨。

只有产业才能救西港——此结论是清晰的,同样,“只有产业才能拯救XXX城市”这一结论放之四海皆准,在任何城市,此结论永远成立。

我们关注的问题貌似在于:到底什么样的产业才能救西港?

著名物理学家、诺奖得主海森堡说:“提出正确的问题,往往等于解决了问题的大半。”

我尝试提的问题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才有助于西港找到不可替代的、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定位?

我们先打个岔吧,2020年,中国确定建设海南自贸港,我用2个月的时间跑遍了海南全省,观察到一个现象:海南的干部策划各自辖区的产业定位,可谓全力以赴、不余遗力。

海口江东新区,定位旅游业、金融业、航运服务业、大宗商品交易、航空及离岸贸易等产业。

三亚,定位国际旅游消费中心,以及金融业和物流业为首的现代服务业。

陵水,定位国际教育城,吸收英国美国的海外名牌高校进驻办学;

乐城,定位医疗先行区,国外先进药品与医疗器械先行先试,干细胞、试管宝宝,乐城都能合法安排上;

博鳌,定位中国的达沃斯;

万宁,定位体育+音乐+消费融合ip与东部滨海“不夜湾”;

总之,各自的产业规划恢宏大气精彩纷呈琳琅满目,咱先不说,海南各市的产业定位最后成不成功,您就说这些丰富的产业定位是怎么来的吧。

当然是主政一方者策划出来的。

很显然,中柬两地的主政者在智力、能力、认知层面不会有太大的差异,甚至说,柬埔寨的年轻一代主政者多数有海外留学工作的经历,国际化视野与资源似乎更胜一筹。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促使这些海南的主政者们殚精竭虑废寝忘食地折腾出各种高明的产业定位?

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让他们并孜孜不倦地付诸于“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实践?

提出正确的问题,往往等于解决了问题的大半。

首先,中国的干部,是无神论者,是唯物主义者,相信主观能动性可以改造世界,人定胜天,是思维底层的哲学基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是中国干部普遍奋斗共识。

其次,中国的干部,是有严格KPI的,是有严谨甚至严酷的政绩考核体系的。中国的干部无疑拥有相对公平的晋升通道,但凡任职时间到点,就要考评一番,依据考评结果来调整接下来的仕途,政绩好就晋升到更大责任的位置继续干,政绩差就自然往左右让,不存在一个干部可以主政一方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情况。

可以说,中国地方的主政者在严格的GDP考核体系下,在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业绩压力下,不得不成长为奋斗者与贡献者。

有这样的机制,所以,他们殚精竭力,所以,他们孜孜不倦,所以,他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于是就有了我们看到的各种真刀真枪的产业规划、发展的实践。

而反观柬埔寨,实行君主立宪议会多党制政体,奉行自由资本主义政策的国家,有完整的法律体系保护私有财产,有着和中国完全不一样的政治与法律环境。

虽然国家政府的执政党是由选举产生,地方干部由国家政府直接委任,但柬埔寨的“小社会、小政府、大家族”传统生态不适宜引入严苛的地方官员考评机制,到点就考评就挪位置的做法,在柬埔寨没有可实施的基础。

那,要如何才能让柬埔寨的主政一方者,也能为地方产业的发展殚精竭虑设计方案,调动一切资源孜孜不倦地去实践呢?

我们只能寄望新政府也能意识到问题的核心,用高棉人的智慧,把最内核的机制短板给补起来。

只有产业才能救西港,作为外来投资者,我们肯定希望政府动起来,把产业搞起来,但是,产业从哪里来呢?难道还指望从我们这些外来人耍嘴皮子来吗?

我们终究是外来者,今天孙总能发文呼吁,明天李总能提很多产业规划方面的建议,但无论如何是不能越俎代庖的。

谁的家,谁管事;谁的国,谁去爱。

看起来只是个西港产业定位的问题,但其本质涉及到治理的机制,触及到别人家的政治生态核心,往小里说是咱瞎操心,往大里说则是居心叵测了,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我是非官方、不客观、无主义的柬埔寨社会独立观察者Mr.KimPenh,偶尔更新,感谢关注,欢迎交流。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金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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